以下文章来源于弘雅书房 ，作者沉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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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许多艺术家、画者也被隔离在家，创作了许多相关的画作来激励人心。
画面总是比文字或者语言更直观、更能打动人心。
这次疫情，让人不禁回想起人类历史上曾经爆发过的大瘟疫，比如，西班牙大流感。
1918年至1920年期间，流感大爆发。
起初是在美军堪萨斯州赖利堡的芬斯顿训练营地里，一个病人来到军医处，他发烧、脉搏微弱、嗜睡还畏光；鼻、咽喉和支气管的结膜及粘膜出现了红肿……
接着，同样症状的患者接连出现，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受到重视，当时全世界笼罩在战争阴影下，感冒相比较打仗根本不值一提。
就这样……一场大流感悄悄地蔓延到全球，其中最严重的地区是西班牙，因此，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这个病毒到底应该叫西班牙流感，还是法国流感，或者是美国流感，西班牙人据理力争了足足一百年。
但因为话语权在英法美等战胜国手里，所以1918年大流感，一直被称之为西班牙流感，污名化极其严重。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以后不准以地名来对新疾病命名。
爆发于武汉的肺炎，为什么不叫武汉肺炎，而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就是原因。哪怕是嫌拗口，我们也一般称之为新冠肺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在这次大战中， 人类首次动用了坦克，首次动用了毒气，首次出现了重机枪屠杀战。
原计划3个月的战争，整整打了4年，投入了6500万人，受伤人数高达2000万人，死亡士兵和百姓共1600万人。但没人知道，一战造成的死伤，在一种小小的病毒面前微不足道。
甚至一战的结束，和这个病毒也有直接的关系。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5亿人感染，4000万人~1亿人死亡。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17亿人左右。
当时的艺术家们都在做什么？
当时印象派画家莫奈、雷诺阿均已至暮年，莫奈在吉维尼花园关门创作并计划将作品献给法国。雷诺阿在1919年参观了卢浮宫，亲眼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挂在展厅。而身处奥地利的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克里姆特、席勒等却不幸染病，这也使“维也纳分离派”开始消亡。蒙德里安、蒙克也染上了“西班牙流感”，但自我隔离之中，他们似乎找到了自己。
莫奈在吉维尼花园为法国人画下一处宁静的港湾。
莫奈为完成《睡莲全景》而建造的大画室
1883年，莫奈与家人移居巴黎以西50英里的吉维尼，他亲力亲为，并聘用六名园丁打理花园，吉维尼家中的茂密园林景致成为莫奈心之所系。其中，一大片由日式拱桥和睡莲池等构成的完整的水景庭园成为了莫奈反复写生之处，据不完全统计，莫奈有大约250件作品诞生于此处风景。
1908年9月，68岁的莫奈与第二任妻子艾丽斯曾前往威尼斯，在此之后，他鲜少离开吉维尼，并醉心创作《睡莲》系列。
“希望紧张不堪的神经在此得到放松，就像水面一样的平静，人们犹如置身花池中央，在此静思默想。”莫奈在酝酿这批作品时写道。其实从1914年开始，莫奈就陆续开始了这批作品的创作，直至1926年。
另一位印象派代表画家雷诺阿，因为罹患关节炎在1907年搬到地中海附近温暖的科莱特庄园居住，与雷诺阿作品所传递出的青春、阳光、欢乐的形式不同，晚年的雷诺阿正在经历病痛的折磨，1915年妻子也离他而去，好在两个战场上负伤的儿子皆回到了身边，让他在沮丧中获得一些安慰。
在此期间他依旧坚持作画。1918至1919年，雷诺阿还画了《两浴女》。
1919年8月，因为自己创作于1876年作品《夏潘蒂埃夫人画像》被卢浮宫收藏，晚年的雷诺阿参观了卢浮宫，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被悬挂在这座少时流连忘返的艺术殿堂，4个月后（1919年12月3日），雷诺阿与世长辞。
作为现代艺术开端的印象派也渐渐隐没于历史的帷幕中。
1918年，蒙德里安被证实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传言蒙德里安是被他的室友传染的。蒙德里安的病症持续了数月，而在这段时间里，蒙德里安继续在他的工作室里进行他的绘画创作——这段时期也许对他的绘画产生了帮助。
蒙德里安,《绘画I》，1921年
蒙德里安在1929年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而且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品出现。”
蒙德里安,《色彩平面构成·三号》，1917年
在患病的数月中，他在工作室“全神贯注”创作，成为大众熟悉的蒙德里安。
他在杂志中写道：“组成现实性结构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谓这种结构关系，就是用抽象的垂直线和水平线来组成简略的几何形体。”
而后他也逐渐找到直角结构与红、蓝、黄三原色作为表达语言，但却也发现三原色在视觉上的前景作用，影响了整体的统一。直到1919年他才找到解决办法：利用贯穿矩形色块的浓重线条，使结构不受色彩左右。
蒙德里安,《网格构成5》，1919年
1919年也是蒙德里安艺术上的转折之年，这些艺术上的发现和精进，或许正来自于患病期间心无旁骛地创作。
这次流感，剥夺了很多艺术家的生命，其中甚至导致了一个画派的没落和消亡。
1918年被认为是“维也纳分离派”的消亡之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克里姆特、瓦格纳、莫塞尔，以及克里姆特最得意的学生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相继去世，他们的死亡宣告着一段激烈的创造力的终结。其中最为艺术史熟知、也最为人惋惜的是克里姆特和席勒。
维也纳分离派创立之初的合影。
奥地利的艺术家席勒，时年仅仅28岁。
席勒，《家庭》，1918
在《家庭》这件作品中，席勒与妻子伊迪思均赤裸全身，一个孩子在伊迪思腿间。席勒呈现出痛苦扭曲的姿势，神情凝重地看向画面正前方，直视观者。仿佛已深知自己命不久矣，但却怜惜他和妻子那个还未出世、本应能幸福地蜷缩在父母怀中的孩子。
席勒，《垂死的爱迪丝·席勒肖像》 ，1918
席勒，《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病逝在床上》，1918
一家三口，均由于感染这场意外流感而去世。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生于维也纳，是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和他的爱徒席勒一样，克林姆特于1918年初染病，并发症引致中风，造成右半身瘫痪以及感染，最终在2月6日离世，享年55岁。
埃贡·席勒在克里姆特临终前，绘制了他的手稿《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病逝在床上》，清晰地刻画出克里姆特深深凹陷的面孔。
克林姆特的遗作是《新娘》（The Bride，1918），这件作品终究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留在了他的画室，作品中右侧女人体是未完成的部分。
克里姆特，《新娘》，1917-1918
1919年，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挪威，将近半数挪威人口染病，艺术家爱德华·蒙克也没有躲过疫情，但他却躲过了死亡，在患病和痊愈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直接表达疫情的是这幅“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蒙克，《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1919年
虽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幸运地躲过了这次灾害，但“疾病”与“死亡”这两个词在蒙克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日复一日的焦虑感不断加深，最终使他患上精神分裂症。
对蒙克作品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描绘“疾病”与“死亡”这样的主题。
蒙克，《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1919年
题外话：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们认识到，卫生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单纯的是医疗技术问题。因为传染病无限蔓延的特性，任由市场经济支配，让富人享受大部分医疗资源，是一个双输局面。
保护最贫困的人，同样是在保护自己。更清洁的水源，更丰富的营养，更好的公共和私人卫生条件，才是抵御疾病的最好办法。
自1920年开始，各国的卫生公共政策都开始了变革和重组，建立起更先进的疾病监视体系，提倡全民卫生保健和廉价医疗，确保大规模传染病被掐灭在萌芽状态。
为什么我国这一次要动用如此强硬的手段，对死亡率仅2%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围追堵截。因为这种病毒一旦扩散，那感染人数会极其恐怖，而对于不发达区域的死亡率，也绝对不止2%。
反思历史，可明事理，防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