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异乡人——他者空间的《湘行散记》

时间：2016年3月18日19：30

地点：广外南校图书馆三楼悦读平台

导读人：cy老师

导语

从冬季到春季的阅读训练营，我们迎来了两批的读者和一批新平台君，见证了他们在阅读、思辨和交流中的成长。阅读训练营有助于参与者拓宽阅读领域，孕育人文素养。在泛读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参与者希望有进一步的精读，助其理解文本，延展知识。于是，在平台cy老师的指导与陪伴下，我们就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举行了一次内部精读会。

内容摘要

我想，能否从哲学他者的空间，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角度去看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福柯看来，他者是一种力量和情感的来源。这种来源之所以有着厚实的影响力和现实说服力，是因为，福柯向我们开放了一个空白的空间和“外在邻域”。 福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邻域的外在性确定一块特殊的地方；在于试图——而不是迫使别人沉默，称他们在说空话——确定这个作为我谈论起点的空白。”他者，向我们的内心开放了一种空白的余地空间，供我们从中找到力量和情感的支撑。力量和情感可以通过和他者对话、讨论，从而确立自己的内在性的精神存在。而他者在自我这里，提供的正是某种外在性的领域。他者并不是外在性，但他者可以构成外在性的背景和存在境地。

下面我会从两个维度去阐释他者的角度。

首先是历史的维度，也是实在性的角度。把“我”放在历史的情境中去看我的故乡，故乡引起了我内心的温柔。我将时间的场域、镜像和情感投射到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与我密切相关，他者是构成“我”的必要。在场境中表达的是我的审美，它引导人回到那个地方，回到自身。他者构成和照亮了人的自我，是自我存在的场域。如福柯所言：“人之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体原则性所谓，而单纯是其自身。”

其次是审美的角度。沈从文写《湘行散记》时是非理性的。这个非理性不是负面的，他不是功利冰冷的，反倒是从悲悯的人文的视角来非抽离地看待。在吊脚楼，在河街上，沈从文重新进入自己的生活中，他试图回归。从刘文典与沈从文的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西南联大教学还是后来的服饰研究中，沈从文一直边缘于革命中国的一切潮流和变动。所以他的作品会遭受海峡两岸的禁制，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边缘，让他保存了某种人性。从而变成了福柯所说的，在自身的生存历程中，把自身的生存过程变成艺术的创造过程，成为充满活力的美的创造、提炼和不断更新的过程。

沈从文的一生都生活在这样一片空间或者流域内。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十六年前的军人生活。如今，他回到乡下去，记录自己的见闻。在《湘行散记》中，他是熟悉的异乡人，以他者的角度重新去看这块自己熟悉而陌生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叙事角度，一是他写给千里外的张兆和先生看，就好像我将故乡讲给我一个熟悉的人听；二是，他是写给16年前的那个自己看的，与现在的自己对话。而1949年后的沈从文却完全不一样了。在与儿的家书中写道：爸爸是一个落后的人，落后到只能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的文字有一种天生的灵性，很可惜，后来的沈从文失去了一份灵性，他后期的作品俨然是一个精神抑郁者的自白。一个人如果遭遇一种贫瘠的黑暗时代，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机会均等的公共空间，自我之道也不可能。沈从文失却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

沈从文的文字中有一种悲悯，这源于基督教天国式或者世外桃源式的寄托。这种文风在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在他者中寻找identity。民国时期的那代文人——新潮与西潮、西学与国学、新文化与白话文——他们在其中寻找主体性，寻找一种认同。迷惘导致的哀愁无法寄托。这可以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提到的呼愁来确切表达。这是文人在面对文化的冲突，试图重构时的一种失落的哀伤。

接下来我还要说如何阅读沈从文，如何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看沈从文，不得不提几个人。林语堂，废名，周作人。看林语堂，你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竟然也可以浑然地如此天成。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语言中可以有那么丰富的表达。其次是废名。我最近才知道沈从文受废名影响很深。相比于沈从文的人性之美，废名的文字更加自我，或更加地率性。再次是周作人。周作人受日本文化以及明清小品文的影响，以一种小视角述说历史。很多老师都说周作人的文章很淡。我觉得周作人的淡，是需要细细咀嚼后方能欣赏到云遮雾迷后的辽阔风景的那种淡然。好似大悲无情，大音希声一般。他以文人的视角看很多东西，有时候会很淡。而沈从文反倒是比较贴近生活，贴近那一片湘西的乡土的人情况味，来为我们造一幅幅活跃生动的人的生活画像。

为什么提这几个文人？我觉得他们比较好地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白话文运动中语言的人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