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百年建构与演进

作者简介

谢迪斌，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谢迪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百年建构与演进》，《求索》2021年第3期，第13-20页。

1911年，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私塾老师为什么要读书的提问时说：“为了中华之崛起。”这句话由年少学子说出，说明实现民族复兴在当时已经成为所有进步中国人的共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民族复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续承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追求，创新民族复兴的理论，开辟民族复兴的道路，经过百年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在不断接近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为了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建构和发展了一套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民族复兴的主题没有变，但民族复兴的表达方式与叙事逻辑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百年建构与演进，对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与研究宣传，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以独立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创建就必然要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开启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份文件写道：“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格平等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实现民族复兴还有十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此时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因此，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的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概念就是民族独立。这是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关键词，一切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与阐释，都是围绕民族独立展开。

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政治势力和党派，也强调把民族复兴(振兴)作为自己的任务，但资产阶级革命者只是抽象理解民族复兴，没有认识到民族复兴的关键条件和首要前提是民族独立，他们在理论上不可能建构完整的民族独立话语，在实践上不能实施彻底的民族革命行动，甚至只是将民族复兴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来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为了克服这种话语缺陷，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条件下，并没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地将民族复兴作为口号，而是将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民族独立提取出来，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建构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民族革命的宣传话语，这就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复兴话语区分开来，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具体性和深刻性。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民族独立”的概念。从此之后，一直到1949年，民族独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组织建构和阐释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概念。“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段论述包含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强调民族独立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必须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才能实现。这就将民族独立话语与暴力革命联系起来。二是强调民族独立的革命必须与阶级斗争的革命相结合，民族独立的革命和国内的民主权利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民主权利是同一个革命的两个不同方面。这就初步将民族复兴话语与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话语融合起来。

为了指导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以民族独立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意涵呈现出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三段重要论述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复兴话语的三重逻辑。

第一，民族独立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军事压迫和文化欺骗掠夺弱小民族的利益，阻挠弱小民族的独立与平等。至此，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了民族革命的对象，从抽象模糊的民族复兴话语中摆脱出来，呈现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独立话语意涵。通过这一话语，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了民族独立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第二，民族独立必须打倒封建军阀。在此之前的民族复兴话语，往往孤立看待民族独立问题，没有将国内的封建军阀势力作为妨碍民族独立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明确地将封建军阀势力列为妨碍民族独立的重要原因。因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掠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以必须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这就建构起了民族独立的双元革命话语。

第三，民族独立必然是世界性的。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已经是世界性的，各民族的革命必须与其他民族的革命联合起来，相互支持，相互策应。因为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所以，世界弱小民族独立运动必须也要联合。这就将民族独立话语的国际性体现出来。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曾经使中国的民族独立甚至民族复兴露出一丝曙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前途充满期待，表现出了较为乐观的民族独立话语表达特征。1926年，国民革命即将进入高潮时期，陈独秀展望：“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然而，民族独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征迅速表现出来，国民党新军阀窃取了国民革命果实之后，民族独立进程遭到了巨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推进民族独立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独立问题变得空前尖锐，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险前所未有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民族独立的主要敌人已经由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单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家，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以反对国内军阀政权的妥协投降为前提。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独立话语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转变。早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反对日军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危害性，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独立的侵害。这份文件奠定了民族独立的抗日话语逻辑。这一话语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抗击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途径，国民党新军阀政权是抗日事业的最大障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了宣言，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行动主张，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已经在酝酿。1931年，《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发布，统一战线概念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下首次运用：“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各阶级（阶层）联合的反帝运动统一战线，注重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重要话语要素基本形成：联合各种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前，1937年5月，刘少奇发表了题为《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已经非常清晰。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始终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思考和表达民族独立话语。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这一话语框架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实践。随着形势不断发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民族独立话语不断完善和丰富。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国民党态度的不断改变，沿着“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话语逻辑演进，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独立的完整话语体系。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民族复兴的概念在一些特定语境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一定程度上与民族独立在话语表达上交替使用。毛泽东在致邓宝珊的信中说：“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张闻天、毛泽东在关于党内宣传的指示中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展望：“当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之时，我炎黄子孙——首先是我国共两党同志，能毅然亲密携手共御外侮，在前线共同流血牺牲、奋勇杀敌，在后方共同艰苦奋斗、努力救国，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独立的话语方式有了一定的转换，主要体现为从抗日的具体话语，转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开辟民族独立道路的宏观表达语境。将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民族独立联系起来，是这一时期民族独立话语的最主要特征。毛泽东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

二、以富强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

民族独立是民族富强的前提，民族富强是民族独立的逻辑结果，二者接续发展，相互蕴含。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民族独立任务即将完成的1945年，毛泽东多次提到民族富强概念。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问题基本解决，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概念开始从独立向富强转换。此时，如何改变经济落后与人民贫困的面貌，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影响和制约民族复兴的主要因素。要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实现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愿望和目标，就必须通过不懈努力，建设一个经济上强大、文化上自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现实需要下，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以富强为核心概念的民族复兴话语。虽然这一时期，很少用到复兴的概念，但富强是民族复兴的必经阶段和根本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富强话语，就是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阶段性表达。这一阶段的民族概念往往是用国家概念来替代的，民族概念主要用于国内少数民族话语上。建设一个经济繁荣和文化自信的富强新中国，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标准模式。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会管理企业》，中共中央于2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这篇社论，社论成为中央文件。在这一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富强国家的话语要素：“我们要负起责任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克服当前的困难，逐渐把贫穷破产的国家变成富强，把人民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变成丰衣足食，领导人民一直走向我们理想的幸福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1950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口号是“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前提已经形成，现在主要工作就是要把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迅速改变中国在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因为这种落后，导致国际关系上的被动，由于这种被动，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样的话语体系来激励和动员人民群众：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我们在物质财富上还比较贫穷，我们在文化上还不够自信。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实现富强的目标，富强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支持。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的论述有三个方面的话语含义与要素：一是将国家与民族在同一个语义上使用，国家富强就是民族富强;二是富强的目标实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三是这个过程不会自动完成，而要通过全体人民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1956年，富强国家的话语出现在党的八大修改的党章上：“中国共产党要求每一个党员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以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话语表述，包含了这一历史阶段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观点与基本要素。

毛泽东对这一话语体系是高度认同的，同时对这些话语的准确表达又有着严谨态度。1961年，毛泽东对送审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刘少奇讲话稿进行审阅，就民族富强的话语表达进行了多处修改。《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4卷中记载：“讲话稿说在中国‘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讲话稿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毛泽东删去了“根深蒂固地”五个字，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了’。”这些看似细微的修改，体现了毛泽东对国家富强话语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还面临困难，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毛泽东认为，只能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翻身的道路的话语来形容当时的现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如同一个时期他在会见外宾时所说的：“我们需要时间，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使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十二年来成就是有的，但我们一穷二弱，现在还是这样。”在国家富强的话语表达中，毛泽东既保持了对前途的乐观，又体现了对现状的谨慎。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比较清晰地勾画了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的目标与时间表，这一表达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话语及发展战略。毛泽东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对蒙哥马利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需要100年的时间话语，在1956年之后多次强调，这一话语与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话语是相通的。

三、以振兴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走向富强的基础，但是离民族复兴所需要的富强目标还有很大距离。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共产党将改革与民族振兴结合起来，用民族振兴话语来鼓舞和团结人民群众，推动民族复兴事业。在这一时期，有两个方面的话语转变：一是民族的概念从国家替代的用法中单列出来，从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中汲取民族复兴资源，团结海外华人华侨，以民族的概念来建构话语体系;二是提出了“振兴”的概念，“振兴”的概念是一个“向前”的概念。在1978年之后，民族振兴或者振兴中华，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民族复兴话语的主导模式。

邓小平将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并列甚至对称运用，改变了以国家替代民族的话语方式。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民族概念在对外话语传播与对内思想动员上有着更为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甚至邻近国家与地区的发展速度与现状，给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把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构建新的话语来进行动员与激励。“振兴”的概念被高频运用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将振兴与民族联系起来是在1981年。叶剑英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显然，从更好团结海外华人的需要出发，“振兴中华”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叶剑英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热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有了新的表达模式。振兴中华开始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变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众话语。

1990年，邓小平在会见华人企业家谢国民时，将改革开放时期以振兴中华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完整地表达出来。这篇谈话在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就直接以《振兴中华民族》为标题。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这一论述将以振兴中华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的三个核心要义呈现出来：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振兴中华;二是现代化建设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三是振兴中华的坐标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

为了将振兴中华的话语内化为一种意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振兴中华的话语内涵。中国共产党要求“使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立志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1986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将振兴中华作为一种精神来进行倡导：“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

党的十五大对振兴中华的话语表达非常重视，在大会报告中多次反复出现振兴中华、民族振兴的话语，将这一历史阶段以振兴中华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推向高潮。大会报告回顾了这一话语的历史演进，肯定了孙中山在民族振兴话语建构中的地位：“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大会报告将历史规律与振兴中华、国家富强、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等话语要素统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历史话语的形式表达了振兴中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核心主题地位：“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四、以圆梦为核心的民族复兴话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建构全新的民族复兴话语，激励和引领中国人民继续奋进，就成为新时代思想建设和理论宣传的重要任务。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同志就率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历史展览，并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开始了以圆梦为核心的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建构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界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状态，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他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为了更好地诠释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同志将中国梦引入了民族复兴话语之中：“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中国梦的概念之下，习近平同志将民族复兴话语从时间维度上进行目标表达，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以圆梦为核心概念的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重大的激励与引领功能。将民族复兴的目标定义为“中国梦”，是对民族复兴的全面系统诠释，由原来的经济社会目标话语，变成了人文目标话语，中国梦话语下的民族复兴不再是过去简单的数字目标，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对美好生活、民族地位的主观感受，是一套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目标系统。这个复杂目标系统通过两个阶段来实现。而这两个阶段又有着历史的源流，它的起点不是当下和将来，而是历史与过往，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与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牺牲和中国人民的砥砺奋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彰显了民族复兴话语的厚重历史感。

以实现中国梦为核心理念的，也就是以圆梦为核心理念的民族复兴话语，在理论宣传与思想建设中不断完善和深化，形成了十分丰富而意义重大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复兴话语的继承和完善、概括与总结，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与鲜明的时代色彩。

第一，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体现了历史与未来的结合。习近平同志将圆梦的历史进程作为民族复兴话语的逻辑起点，承接了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逻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大梦想，更是新时代中华儿女对未来的共同期盼。正是因为实现了历史与未来的有机贯通，以圆梦为核心理念的民族复兴话语就具有了强大的感召性和引领性。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历史潮流与时代期待是民族复兴的两大根本动力。

第二，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并重。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不但继承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物质意蕴，还特别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行表达，充分体现了民族复兴话语物质与精神的两个维度，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理念。中国梦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同时，民族复兴的圆梦过程，也是一个精神不断充实和提升的过程，没有精神境界的提升，就不可能有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第三，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具有很强的中国特征。这个圆梦过程必须在中国的制度逻辑与文化传统下实现。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梦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必然与世界紧密相联，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话语作为思想与语词的融合体，其流变形式反映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深度融合。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与演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正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复兴话语建构与表达，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凝聚了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在艰难曲折而辉煌伟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始终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复兴话语的激励下，中国人民越来越接近这一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在中国大地向世界展开。